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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老红军杨信义:主攻腊子口的红六连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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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红军长征突破腊子口作为红军长征的经典战例载入史册,而在这一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战斗中,由于历史的机缘巧合,其中凝聚有以杨信义为代表的六安籍红军指战员的巨大贡献。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达维会师。由于红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减员严重,在“沙窝会议”以前,徐向前、陈昌浩向中革军委提议,从红四方面军抽调成建制的部队补充红一方面军,同时从红一方面军抽调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担任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职,以加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力量。这个提议得到了中革军委的批准。7月21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组织番号及干部任免的决定》,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改为第一军,三军团改为第三军,五军团为第五军,九军团改为第三十二军;红一方面军抽调张宗逊、陈伯钧、李天佑、李聚奎等干部到红四方面军各军担任参谋长。其中,红四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张宗逊、政治部主任刘志坚,第九军参谋长陈伯钧,第三十军参谋长李天佑,第三十一军参谋长李聚奎,第三十三军参谋长李荣;红四方面军从第四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三军各抽调一个建制团,共3800余人,分别补入红一方面军第一、三军。其中,抽调第三十军第九十师第二七○团和第八十九师直属队,共1600余人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即原第三军团);抽调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1100余人和第三十三军第九十八师第二九四团1000余人,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即原第一军团)。

  8月3日,在毛儿盖地区的草地上,第二九四团接到命令,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其中,第二九四团团长张仁初调任红四团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副团长魏大全任第二营副营长;杨信义任第二营第六连连长,胡炳云任第六连政治指导员。原红四团第二营改为第三营,原红四团第三营拆析,分别编入第一、第三营(即原红四团第二营)。在混编时,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特地向黄开湘、杨成武详细介绍了第二九四团的干部和部队情况,要求两支部队加强团结,互相学习,加紧为过草地做好准备。这样,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九十八师二九四团就改编成了红一方面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第二营。

  第二九四团的老底子是川东游击军的一部分,1933年被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九十八师二九四团,它的战斗经历虽然不及红四团历史悠久、名声显赫(红四团前身为叶挺率领的“铁军”独立团),但它也经历了反“六路围攻”、强渡嘉陵江、进军川西北等战役战斗,非常熟悉山地作战,打过许多胜仗,部队士气旺盛,其中部分指挥员是鄂豫皖苏区的老红军。红四团补充了这样一支完整的英雄团队,更是如虎添翼。这样,红二九四团在张仁初的率领下,有幸参加了突破腊子口的战斗,其第六连担负正面主攻的战斗任务。

  1935年9月22日,红一方面军胜利抵达哈达铺,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红一军第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第四大队,下辖5个连队(由原来的红四团的3个营编成)。攻克腊子口的第六连改为第三连,由原来的二营副营长魏大全担任连长。

  腊子口攻坚战的艰苦历程

  9月14日黄昏,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在旺藏寺次日那(茨日那)接受毛泽东的命令,“3日内抵达腊子口。”从旺藏寺到腊子口还有200多里的路程,红四团沿着白龙江边的深山峡谷急速前进,冒雨强行军两昼夜,沿途击溃或消灭了多股袭拢的藏兵和国民党甘肃土著军阀鲁大昌的部队,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阻拦之敌,如期抵达腊子口。

  9月16日,红四团翻山越岭,冒雨行军,进入桑坝沟,先后将防守在刀扎、黑多两地的敌第六团第一、第三两个营击溃,打散其团部,俘虏鲁大昌的副官、医生20多人。驻守康多的敌第六团直属队及其第二营闻风丧胆,由腊子沟口掉头,南逃至洛大等地。混战中,敌团长朱显荣弃军潜逃至渭源县城匿藏,第六团顿作鸟兽散。在红军铁拳的打击之下,腊子口的外围防线顷刻就土崩瓦解,彻底溃散。

  当天午后4时,红四团的先头部队第一营第二连在营长季光顺的率领下即已兵临腊子口前沿阵地,与防守之敌交火。由于腊子口周围全是石山,敌人居高临下,白日作战,我军无法隐蔽,也无法展开兵力,第一营几经进攻,均无法突破。

  与此同时,红六连也已进至腊子口,团部命令红六连集结在附近的一个小树林里待命,连以上干部到团部去开会。一会儿,六连连长杨信香和指导员胡炳云跑回树林传达作战任务——红六连接替红二连担负正面的进攻任务,战士们听闻这个消息后无比兴奋,迅即开展战前准备。为了增强六连的进攻能力,团部给六连各排安排了几名机枪手,著名的神炮手赵章成也来到红六连协助夺关。

  傍晚18时前后,六连进入阵地,替换已经战斗了一天的红二连。在团政委杨成武的指挥下,红六连向守桥之敌发起猛攻。连长杨信香、指导员胡炳云率队向敌桥头阵地靠近。借助腊子河两岸的岩石掩护,沿着河边接近木桥。由于敌人居高临下,又是处在炮楼和碉堡之中,红四团的射击掩护毫无作用。全军唯一的一门八二迫击炮发射了几次炮弹也没有打中敌人的炮楼和碉堡,相反,敌人的机枪和手榴弹却异常猛烈地封锁了六连的前进道路,把六连战士压在距离敌人桥头碉堡约100米的河沟岩石旁边无法前进,接连6次冲锋都无法靠近桥头。这时,团政委杨成武指示六连停止进攻,所有战士隐蔽撤退到河边的密林里,等待天黑以后,组织突击队,采取夜摸、偷袭的手段再行进攻。

  天黑以后,红四团的机枪手再次向敌人展开射击,吸引敌人,掩护突击队快速靠近敌人。连长杨信香带领30多名勇士,分两路运动到桥边隐蔽起来,待命冲锋。双方在桥头较量,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红六连连续几次的冲锋仍无进展,还伤亡了10多人。这时,红一方面军的大部队正在逼近腊子口,毛泽东等领导一次次派人前来了解战况,询问突击班现在什么位置?有什么困难?要不要增援?杨信香和胡炳云十分着急,重新调整火力,再次组织突击队,连续10多次向敌人发起猛攻,均未奏效。17日凌晨两点多钟,林彪、聂荣臻首长令六连撤下来休息,准备择时再攻。

  林、聂首长来到四团指挥所,组织指战员讨论攻坚之策。俘虏供述,天亮之前岷县方向的增援敌人即会赶到,战情十分严峻。根据敌人暴露的火力和侦察的情况,通过审讯俘虏,发现敌人有两个缺点:一是炮楼和碉堡都没有顶盖,二是敌兵都集中在山口的正面,山顶没有守敌。如果能够爬上山顶,从山上向下投掷手榴弹,即可轻易地炸毁敌人的炮楼和碉堡。在连队召开的士兵大会上,一名绰号叫“云贵川”的贵州籍苗族小战士自告奋勇,说他能徒手攀岩。他说过去在家里采药、打柴,他经常爬大山,攀陡壁。只要用一根长竹竿,绑上一个结实的铁钩子,钩住悬崖上的树根、崖缝或石嘴,就能一段一段地爬到山顶上去。只要有一人能上去,就能上去一个连、一个营。团营首长闻讯,立即找“云贵川”谈话。杨成武回忆:他只有十六七岁,中等身材,眉棱、颧骨很高,显得有些瘦。但身体结实,脸上稍带赭黑色,眼睛大而有神。他的汉话还说得不太好,但能听的懂。

  全团都把希望寄托在这位苗族小战士身上。团长黄开湘立即用马把他送过湍急的腊子河,利用外突的岩石挡住敌人的射击线,在距离敌人只有200米左右的悬崖上,“云贵川”赤着脚,利用竹竿钩住粗树根,两手紧握竹竿,脚趾紧扣石缝,噌噌噌,几下就爬到了竹竿的顶部。他伏下喘了几口气,接着又向上面寻找搭钩的地方,继续攀登,他爬上山顶,休息一会,又原路返回。这一成功的登山行动,让各级首长异常高兴,当即重新部署战斗行动。

  红四团决定采取正面主攻,侧面包抄,加上山顶突破的办法,实行三面作战,奇袭突破腊子口。登山部队由第一营第一连组成,由团长黄开湘带领。迂回部队由第一营第二连和侦察连、团部信号组组成,由团部通信主任潘峰带领,迂回到沟口守军的侧后,发起进攻。正面强攻仍由第二营负责,以第六连为主攻连队,由团政委杨成武负责指挥,两面夹击,夺取木桥,抢占沟口。林彪、聂荣臻、左权站在200米外的栈道旁边的树林里指挥战斗,敌人的子弹不时地飞进树林,红二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刘发英就是在这里负重伤牺牲的。

  在正面强攻中,团政委杨成武指挥第六连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向桥头猛冲,敌军居高临下,凭借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固守桥头堡,第六连的几次猛攻仍不奏效。于是,红六连挑选15名战士组成三个突击小组(即敢死队),利用夜色掩护,从腊子口河沟两边行动,接近桥头和桥头堡,轮番向桥头突击。一组进攻桥头碉堡,另两组对攻木桥。突击队连续不断的夜摸、偷袭行动,消耗、迷惑、牵制了敌人,搅得敌人彻夜不安,给敌人造成极大的恐慌。由于敌人的阵地和碉堡十分坚固,炮火凶猛,敢死队很难接近碉堡,夺桥再次陷入困局,大家在等待时机。

  在六连展开主攻的同时,团长黄开湘带领一连开始了登山行动。开始时,登山连队在腊子口下游徒涉过河,由于河流湍急,过河速度很慢。于是,黄、杨首长决定用团里的几匹骡马骑渡,速度仍然缓慢。最后,大家在河边砍倒两棵大树,让树倒向对岸做为木桥,登山连队很快就渡过了腊子河,随着“云贵川”从山顶放下的几根用绑带拧成的绳子,一连终于爬上了右侧(腊子口东南侧)的山脊;另外两个连队则从山口左侧的一条不起眼的山沟里,向腊子口纵深1千米的山脊进行迂回,也获得了成功。

  就在六连焦急等待的时候,一颗信号弹在夜空升起,紧随之后,又升起一颗红色信号弹,表示登山的一连和迂回连队已经到达了指定的位置。总攻开始,山上山下,军号齐鸣,红四团从地面、山腰和山顶三个方向向敌人发起总攻。

  “百丈悬崖当云梯,腊子口上降神兵。”敌人万万没有想到红军能爬上山顶,反来一个居高临下。在黄开湘的指挥下,从天而降的红一连对准山下没有顶盖的敌人碉堡和阵地,一阵倾泻手榴弹,炸得敌人不知所措,抱头逃窜;迂回到沟口守军侧后的两个连队则从山脊俯冲而下,突入腊子口内,突发攻击,上下打击,内外夹攻,守敌被迫弃堡而逃;隐伏在桥下的敢死队员突然从岩石边钻出来,翻上桥面,拔出大刀,呐喊着与敌人开展肉搏;六连战士们纷纷冲向桥头,与敌人厮杀。敌军腹背受击,一部被歼,余即溃逃。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战,17日拂晓,六连敢死队与团长黄开湘率领的迂回部队胜利会师。敌军如丧家之犬,没命地向北方逃去。敌营长慌忙向旅长梁应奎请求撤退,梁见大势已去,只好收拾残部,向腊子口以北的达剌山撤去,逃至岷县。红四团愈战愈勇,迅即突破了敌人在腊子口后面的三角地带设置的防御体系,完全占领了腊子口上的敌军阵地和军火库,红四团终于按时胜利地攻克了天险腊子口。

  为了彻底地消灭拦路之敌,团长黄开湘率领红一连、二连和五连迅速冲击至敌人的第二道险要阵地,与溃逃之敌激战。在红六连的支援下,红四团很快占领了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把战线向前推进了四五里,并击毙敌营长刘克布。接着,第二营一鼓作气,追敌5公里,突破了鲁大昌的第三道防线,阻敌向岷州逃跑。这时,红一方面军的大部队和党中央正在从容地通过腊子口木桥。红四团冒着密集的炮火,快速突破了敌人以达刺山为依托的第四道防线。随后,红四团兵分两路,一口气狂追敌人二三十公里,进至敌人设在大草滩的第五道防线阵地。此时,天色已黑,敌人误认为几经激战,红军已很疲劳,不可能再行追击,就在大草滩匆匆地就地休息。敌人刚刚躺下,即被追赶而来的红四团包围消灭。此战,红四团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布匹,还有20多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这些军需物资,对于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之后的红军来说,实乃无价之宝。

  第二天,红四团把这批物资留给后续部队,继续追击逃往岷州的敌人,一举占领了岷州东关地区。这时,红四团接到彭德怀的命令,挥戈东向,进军哈达铺。

  战后,聂荣臻来到腊子口桥头,面对半尺深的手榴弹破片,伫立良久,慨然长叹:关非不险,路非不难,倘使是我军有一营之众纵深防守,纵有10万之师又焉能扣关而入?我们的部队太勇猛、太机智了!

  当天,毛主席途经腊子口,仔细观察这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看到遍地的手榴弹柄和弹片感慨万千:“只有我们英勇的红军才能战胜这样的难关,任何艰难险阻都阻挡不了我们红军北上抗日!”当他得知那名苗族小青年爬上陡峭的腊子口山顶,为部队开辟道路英勇牺牲时,伫立山口,向牺牲的红军战士默哀致敬。后来,在陕北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在总结红军长征胜利时,提到了腊子口。他望着大家说:“哪些是打腊子口的同志?站起来看看!”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的掌声,红四团的战士感到特别的光荣和高兴。

  惨烈拼杀的历史记忆

  攻克腊子口险关,有一个战斗奇观就是敌我双方主要都是依靠手榴弹作战,这场惨烈相搏的恶战是互掷手榴弹的浴血之战。聂荣臻回忆:“入夜开始攻击。负责攻击木桥的连队几次猛攻都没有奏效。敌人死守桥头堡。敌人从右岸石壁上倾泻下来的手榴弹,在桥头堡五十米内,构成了一片火网;手榴弹木柄和还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在地上铺了满满一层,我攻桥的连队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于是,该连在火线上召集党员会议,决定再接再厉,分两路夺取木桥。”“狡猾的敌人,凭着险要的地形和坚固的炮楼,有恃无恐地躲在工事里一枪不发,等到我们接近桥边时,就投下一大堆手榴弹……”“在我们突击队前进的道路上,敌人投下的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爆炸着。”“敌人投过来的手榴弹,一个个在地上乱滚,炸裂的弹片在桥头三十米以内的崖路上铺了厚厚的一层。有的地方,没有爆炸的手榴弹已经堆起一层了。”“晨曦中,总攻部队开始过河。全团的轻重机枪一齐向隘口炮楼逃出来的敌人扫射。六连的同志更是威风,连步枪也不用射击了,一个个身背马枪,抡起雪亮的大刀冲向独木桥,向敌人左砍右杀……”,“经过两个小时的冲杀,我们突破了敌人设在口子后面三角地带的防御体系,夺下了一群炮楼……,又经过我二营近一个小时的连续冲锋,敌人终于全部溃败,我们便全部占领了天险腊子口”。

  胡炳云回忆:“狡猾的敌人,在我们射击的时候,躲在工事内不还手,但我们火力一停,战士们开始向桥头冲击时,他们就集中手榴弹,向我们猛烈反击。”“敌人的手榴弹不停地在我突击道路上爆炸,进展十分困难。”“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一个个在地上乱转,炸裂的木柄、弹片和未炸开的手榴弹,在桥头五十公尺以内的地面上铺了一层,有的地方已经堆了起来。这样激战到半夜,连续冲锋十几次,均未奏效。”

  从红军战报和后续部队的目睹耳闻中也可印证战斗的惨烈场景。红一军政治部主办的油印小报《战士》,在1935年9月20日第3版报道了《夺取拉[腊]子口的模范英雄》(拉子口,即今腊子口)。全文如是:

  “六连连长杨信香同志在攻击拉[腊]子口的当中,他率领一班战士,全带马刀手榴弹,夜摸到敌人工事边,很沉着(地)打手榴弹。当时敌人也同样的乱打一顿。但该连长并不因敌人火力的射击而犹豫,并指挥全班战士瞄准敌人打手榴弹,给敌人一个大的的杀伤后,才安全的回来。

  六连指导员胡炳云同志在那夜攻夹[峡]口时表现了异常的英勇,并在政治上鼓动全连战士连攻夹[峡]口两次,连上战士在他领导下,没有一个不勇敢向前的。六连二班长杨昌桂同志率领一班人,连攻夹[峡]口五次,自己负了伤还鼓动班上战士:“我负伤没关系,我们今晚一班人都牺牲(在)这里都是光荣的。”

  四连一班长李盛金、排长郭化德两同志夜摸敌人五次,虽敌人手榴弹火力很猛,但该班在李、郭两同志领导下,没有一个动摇和犹豫的。一连轻机关班全班同志在异常险峻的石壁上,摸到敌人后侧山上,连续的把手榴弹打下去,正打在敌人的土围(里),打得敌人屁滚尿流。

  这一英勇的行动配合了正面顽强的攻击,终于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这一战斗的胜利。”

  随后续部队行动的杨定华战后在《雪山栈道的行军》中写道:“距腊子口五六里的地方,就可以看出一些战后的残迹。沿途树木差不多每株都‘体无完肤’,不是枪伤,就是被手榴弹炸得断枝落叶,青青的绿草全被踏残了。敌我对峙的临时野战工事,在工事周围英勇牺牲的战士,这一切一切,都使人们看出是经过残酷的肉搏战斗的场所。”“腊子口的隘口,只有一丈多宽,进入隘口就要越过两根木头做的约一丈长之木桥。隘口里有堡垒数座,机关枪以交叉火力对着隘口。敌之右翼山上,在半山腰布置了一连守兵,专以手榴弹抛掷于隘口……隘口周围五十米,仅是未爆炸的手榴弹,就有一两百个。树木则被炸成了残灰……”

  当年攻占腊子口,与其说是用手榴弹打开的,不如说是红军指战员以血肉之躯夺取的。但是在查对、核实相关的史料和亲历者的回忆文章时,我们却不曾得到红军方面的伤亡数字。凡是写到伤亡情况,大都语焉不详,这也许是有意地淡化,却为历史留下了无法弥补的缺憾。

  《聂荣臻回忆录》高度评价了腊子口战斗的伟大意义,但是没有提及腊子口战斗的伤亡情况。

  杨成武在《忆长征》中仅仅写了主攻六连的一笔伤亡数字:“突击队员们……急得直冒火,待敌人的手榴弹一停,又冲了上去。但几次冲锋,都没成功,先后伤亡了几个同志。”这是六连在最初阶段进攻受挫的伤亡记录。而在此后发起的多次猛攻,或“以小分队形式接二连三地向敌人轮番进攻”,直至最后的总攻击,都只字未提六连的具体伤亡情况。

  舒同在红一军政治部主办的油印小报《战士》1935年9月20日第3版上发表一篇700字的短文《向北进攻——胜利的开始》,记录了战斗的真实情景,红四团第一营在敌后攀登悬崖绝壁的行动中“奋不顾身”,“有的跌死”,可惜没有死者的名字,也没有红四团整体的伤亡情况。

  胡炳云在《腊子口上的红六连》中写道:“我方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几次冲锋都没有成功,而且伤亡了十多个人。”这个伤亡数字,同样也只是最初进攻受挫时的伤亡记录,并且没有这“十多个人”的姓名和职务,没有提及以后多次进攻中的伤亡情况。包括他自己在战斗中双腿负伤的情况也只字未提。这篇3500字的回忆文章,多是描述红军指战员的英勇精神,没有记述参战人员的具体情况。

  只有在战后的《夺取拉子口的模范英雄》报道记载了六连连长杨信香(杨信义)、指导员胡炳云、二班班长杨昌桂,四连一班班长李盛金、排长郭化德五位同志的英勇事迹,成为我们今天已知的红六连和其他参战人员中姓名和职务都清楚的战斗英雄。另外还有黄开湘、杨成武、毛振华、杨上堃、潘峰、王良太、刘海清七位老红军参加了这次战斗。

  主攻腊子口的红六连连长杨信义

  著名的军史专家、************政治部创作室卢振国同志(1985年5月的第二稿《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三名编著者之一)在《党史博览》2012年第4期著文说到,红六连连长杨信义在腊子口战斗中不知是负伤还是牺牲了,下落不明。笔者在工作中偶然得知杨信义是安徽省六安县(今六安市裕安区)新安镇人。现将其有限的资料介绍如下:

杨信义同志照片

  杨信香,大概在新四军第五师时改名杨信义。正是这次改名,使很多军史研究者不知道杨信香的下落。杨信义,1912年生,属鼠。1930年以前在家放牛、种地;1930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独山任六安县保卫局队员;1930年3月—9月,在鄂豫皖苏区彭杨学校第四期任班长;1930年9月—1932年10月,在鄂豫皖苏区红四方面军山炮连当炮兵;1932年10月—1934年3月,在四川省通江县总保卫局任排长、政治指导员、营长;1934年3月—1935年6月,在四川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七十八师二九四团任营长;1935年6月—1936年2月,在四川和陕北任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二师四团六连连长;1936年2月—6月,在陕北瓦窑堡红军大学第四期任组长;1936年6月—12月,在陕北甘泉县任洛河川办事处主任;1936年12月—1937年4月,在陕北任洛河川独立营政委;1937年4月—1938年3月,在陕北关中区任红三团政治处主任、总支书记;1938年3月—1939年8月,在陕北抗大总校任学习队长、营长、队政治处主任;1939年8月—1941年10月,在太行山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十旅二十九团政委;1941年10月—1942年5月,任冀鲁豫区沙河县独立团团长;1942年5月—1951年经历不详,其间曾在宣化店新四军五师战斗、工作,其夫人张绍兰即是在这期间认识、结婚的;1951年,杨信义在家乡参加土改和抗美援朝扩军工作;1952年在六安专区合作社工作,参加“三反”运动;1953年12月30日,担任中国茶叶公司六安中心茶厂厂长。腊子口战斗造就了杨信义与杨成武的亲密关系。但是,从延安之后,他们两人却从此在两个地域战斗,没有再在工作上的发生交集。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杨信义却受“杨余傅事件”的牵连,受到严重的批斗,被下放到小华山园艺场劳动;因其与老红军冯道生是表兄弟,而得到园艺场场长冯道生的关照。由于他在延安曾与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过密切的接触,因而对他们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1976年1月,周总理病逝,身心受到打击;1976年9月,毛主席病逝,更是加重了病情。1976年9月26日,终因白血病在六安病逝,享年65岁。当时,他仍在小华山园艺场工作。打倒“四人帮”之后,他在拨乱反正中得到彻底的*,补开追悼会。英雄就这样生活在芸芸大众之中,度过了他艰难的一生。

杨信香(杨信义)同志生前填写的个人履历表

  (胡本昌 中共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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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宋明俊 来源:六安新闻网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11日 09时21分50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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